中国梦:中国城镇化向何处去?【皇家赌场网址

2020-03-02 作者:新闻动态   |   浏览(54)

中国梦:中国城镇化向何处去?

近几年,国内外一直有人认为中国现行的土地集体公有制存在许多弊端,或明或暗、或公开或私下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主要是农地私有化)。

——中国梦之城镇化讨论小组发起文稿

(作者:简新华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6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到了关键路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正在仿佛完成最后一段历程。随着十八大的召开,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方向已经基本确立,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强行推动完成我国的城镇化目标。

近几年,国内外一直有人认为中国现行的土地集体公有制存在许多弊端,或明或暗、或公开或私下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主要是农地私有化)。中国现在或者将来究竟应不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这是一个关系如何正确把握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方向、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合理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重大问题,甚至涉及对中国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演进趋势的认知。要合理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能不公开深入讨论清楚,求得正确的认识。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中国为什么不能搞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为什么是错误的、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土地私有化不是三农的根本出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是什么,怎样正确认识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弊及其演进的趋势等问题,特别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正确全面的回答,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

历史老人总是在合适的时候给人们以告诫,以启迪,以希望。尤其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中反馈出来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残酷现实以及我们自己建国后的城镇化发展现状都说明了,最后一段路跑过可能是辉煌和灿烂,也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一些民间科学社会主义者自觉地发起并开始严肃的思考中国城镇化完成前的这最后一段历程,从梳理我们自己已有的现实基础和实践状况,到实践的理论体系和分析的工具,再到已有的他国城市化历史和经验的总结都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形成了文章,希望能激发众多的爱国学者都积极思考和参与,为了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献出微薄的力量!

土地私有制是指由私人掌握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转让权、收益权等完全产权的土地制度。所谓土地私有化,极端的说法就是所有土地都实行私有制,更多人的看法可能是指存在土地多种所有制的情况下主要实行私有制。本文理解的土地私有化是指农村土地(主要是耕地和宅基地)实行私有制的过程和结果。如果土地私有制不是主体,就不能说是土地私有化了。

中国梦之城镇化综述篇:

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在其兴起和发展的时期,都曾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奴隶社会早期和中期的奴隶主私有制,还是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的地主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私有制,都曾经带来生产力的新发展,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些社会的后期或晚期,私有制无不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私有制无不逐步被新的私有制取而代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将会被社会所有制即公有制所取代。

关于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的文献综述

正确判断中国现在到底应不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主要是农地私有化),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所有制和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大趋势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科学性,并没有过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长远的发展方向。虽然私有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拥有存在的合理性,还有生命力,也具有不能完全替代的作用,但私有制必然存在的剥削、不公平、贫富两极分化、与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等自身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缺陷,决定了私有制不会是永恒的,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所有制形式,最终还是会走向消亡,被本质上能够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更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新的更先进、成熟、完善和优越的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逐步取而代之。

——向关注三农问题的先行者致敬

正确判断中国现在到底应不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还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人口、土地和三农的特殊性。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是:人地矛盾(人多地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小规模分散经营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农业自然条件的弱质性与农民致富的矛盾、农业落后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矛盾、工业化和城镇化与三农问题严重的矛盾。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今年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一届领导开始主政,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也逐步完成换届。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政治权力实现了新一轮的交接。除高层个别是二战后出生外,其它官员都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而此番交接正处于中国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和国际形势复杂的背景下,各方对新一届都有所期待。目前,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以城镇化作为带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怎样看待这一重大举措?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从维护农民利益来看,土地私有化的主张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今天看来,农民问题依然是基本问题。从建党到建国的约三十年,是为工业化建立一个政治前提,即夺取政治权力,而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左右,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初步的工业化,三农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左右,是用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工业。其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三农转型机会,就是大力发展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但由于历史原因放弃了。

1.历史事实证明土地私有制并非万能。

今天,流动在中国“北上广”三大城市经济圈、各大中小城市之间和城市内的中国民工已经达到2-4亿人,农民尚有6亿人。而城镇化问题与三农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重点要从讨论三农问题开始。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对搜集的部分学者的研究做了初步的综述,使大家对有关问题的脉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私有制不是万能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土地私有化不是三农问题的出路。中国曾经实行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农村始终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始终没有富起来,长期陷入新朝代轻徭薄赋、均田兴农、经济发展贪污腐败、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土地兼并集中、地主残酷剥削、贫富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治乱循环之中。从总体和长期来看,土地私有制不仅没有让中国农民富裕、农村繁荣,相反,恰恰是中国近代贫穷、落后、挨打的所有制根源,这不仅是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的原因,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诉求的基本依据。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

一、什么是三农问题及其由来

有学者认为,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始终没有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始终没有富起来的论断,不符合中国几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他们反驳说,怎么解释像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兴旺繁荣、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封建制度的确曾经带来封建时代的经济繁荣,出现过所谓太平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但是,封建社会某些时期出现的所谓繁荣,主要是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富裕繁荣,对广大农民而言,至多不过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是谈不上富裕的。即使是在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太平盛世中,也可以看到,既有宏伟壮丽的宫殿,又有更多的简陋平房和茅草屋。

“三农”问题是指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社会动乱主要是政府官僚欺压鱼肉百姓造成的,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与土地的地主私有制无关。的确,土地兼并有可能主要不是民间土地买卖引起的,而主要是政治性特权掠夺造成的,但土地向官僚地主手中集中,难道不是普通农民日子难过、不满的基本原因之一吗?繁多的苛捐杂税、沉重的徭役负担、严刑酷法、横征暴敛、经济统制、穷兵黩武、吏治腐败、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这一切产生的根源难道与封建地主官僚的土地私有制完全无关吗?

“三农”问题成为理论热点,很大程度上与温、李二人有关。1999年温铁军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获得了《读书》举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之后不久,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信朱镕基总理,反映当地面临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此信引起高层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当年底,李昌平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

2.土地私有化可能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在“三农”问题上,温铁军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两大主流理论工具都不太满意。其理由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曾提出,马克思晚年自省对亚洲古代社会认识不足、因而不能以自己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的有关论点,来分析中国不同于西方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有所启示但未大成。他直言自己是从实际出发,由此被归为本土派。同样被归为本土派的还有陈锡文、贺雪峰等人。由于历史就是过去了的现实,因此,在不能寻求两大主流理论基础支持的情形下,他势必要回到历史找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而这样一来也就把问题置于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的主要内容勾勒了1840年后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脉络。其主要观点是:中国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也可以说是“两个基本矛盾和两个历史阶段”,而实际进程可以概括为“一个农民国家的四次工业化”。理论研究结果也十分简单:“任何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两个矛盾”:一是人地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与此有关的是土地制度变迁;二是城乡矛盾,即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与此有关的是农业剩余分配问题,即:为了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如何向高度分散而且剩余量太小的小农经济提取积累。四次工业化分别是:清时的“洋务运动”,上世纪20-40年代民国政府时的工业化,50-70年代的中央政府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为名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追求高增长目标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工业化”。

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农业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的农民转移就业和居住条件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会很快导致农民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大量增加,从而造成农民总体状况的恶化。解放初期,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都分到田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但在人多地少、农业落后的情况下,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劳力缺乏等原因使得不少农民不得不卖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技能和就业机会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只有再次沦为无地雇农或等待国家救助的穷人。这正是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分散的小规模的小农经济,无法独立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家庭生活风险,难以开展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人多地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极低的中国,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是唯一出路。虽然中国在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过程中存在过急、过快、过猛、经营管理体制不合理等严重缺陷,但合作化、集体化的大方向是不能全盘否定的。至于说目前已经存在的三无农民,主要是现行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不协调等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土地公有制的结果。减少或消除三无农民的办法也只能是深化改革,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实现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合理协调。

次年,李昌平进一步从实践的角度提出了问题,只是他没有象温那样从城乡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两方面地联系来提出问题。他在致朱总理的信里提出:一是如洪水盲流的民工,二是农民负担太重、干部吃拿,三是农民债务问题,四是政府政策问题。而他所说的农民负担太重,其实就是温所说的工业化向农民提取农业劳动剩余的问题,而民工问题就是农民变为工人的问题。

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城镇化率达到70%,城乡统一、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农地私有化是不是就不会导致农民贫富两极分化、不会产生大量三无农民,是否就可以实行农地私有化了呢?我认为依然不行。因为在城镇化率达到70%时,中国人口也至少达到14亿,农村人口仍然还有4.2亿,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还有2.52亿。按照18亿亩耕地计算,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只有7亩。如果按照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方式,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搞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经营,中国的18亿亩耕地通过私有化、市场化集中到种田能人手中,只需要200多万农业劳动力就可以了。2.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成为无地农民,他们也不可能到私人农场去打工,因为务农的200多万农业劳动力中已经包含被雇用的农工。再加上工业化和城镇化已基本实现,城镇不可能再提供很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失地农民也难以大量进城务工经商,从而成为难以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到哪里去、干什么、如何生存?虽然他们不是三无农民而是二无农民(无地、无业),但数以亿计的二无农民长期靠社会保障过日子,社会保障负担得起吗?能够持续吗?又怎样致富?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温所说的第一个矛盾人地矛盾其实就是农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第二个矛盾城乡矛盾其实是人与人的关系兼及产业工分工问题。如果说温对三农问题的着眼点、重点放在了农业,侧重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话,那么,6年以后,赵磊教授对三农问题的着眼点则侧重于生产关系。他把三农问题的原因归为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上。这里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用这样的主流语言表达是因为在特定空间下。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历程加剧了三农问题。他认为,小农经济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灭小农经济”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其它种种说法如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入股后的公司化等等都是细枝末节问题。

朱明熙教授主要是财政学的角度着眼三农问题,他提出:盲目城镇化,用新城来转移农民,只可能象拉美那样造成一座座死城,并且国家财力可能不具备。三农问题的恶化,与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增加了农民开支即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费用有关。如教育、医疗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赵磊教授的见解。

同年,赵学增教授更为明确地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小块土地既是农民生产繁荣的条件,也是造成农民经济贫困和政治上被压迫的制度根源。赵学增教授主要是大量阐述马克思关于三农问题的有关论述,没有直接分析中国的三农问题。

无庸讳言,分析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给三农问题开出一个方子。

1999年温铁军先生提出的对策建议是: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此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

李昌平先生的办法是把农民的消费集中起来,形成消费合作社或合作基金,以此增强农民的购买谈判力,降低支出,即降低成本,这样可以逐步增加农民的收入。

赵磊教授明确反对了土地的私有制,但几乎没有提出对策建议,极委婉地提出不可排斥集体化。

朱明熙教授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合作化的意义和可行性,明确提出:以各种合作社和专业化组织,把数以亿计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势单力薄的小农联合起来与大市场相对接,向市场要效益,向农业结构调整、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及转移农民要效益,向农业科技推广要效益。简言之,农民联合起来。

虽然时间过去了12年,但相比较之下浙江大学黄祖荣教授的研究实质性进展不大,探讨和对策建议显得比较空泛。

三、主流媒体的有关讨论

高层明确提出城镇化的政策主张不久,主流媒体虽然及时跟进,也有比较权威的学者参与,但目前的探讨以短文居多,深度论证不够。意见大体可分为支持与质疑两种。

持鲜明支持的。2012年11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一个会上说“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发动机”,这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现在发展阶段的基本要求。

既支持又提出应当注意问题的。华生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重要主力之一,在上述同一个会上提出,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是当前最大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土地城市化了,但人口并没有城市化。政府拿了农民手中的地,农民却没有成为市民,并且政府不应得大头,不应土地财政,而应是农民得大头。土地制度改革受益主体应该是农民工和家属,要抓住这条主线。可见,华生侧重在农民问题,而不是农业问题。

有质疑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提出,要警惕城镇化变身造城运动。他认为,城镇化本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市场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有谨慎乐观的。新浪的经济学博士项峥提出,从各国发展进程看,城镇化,除了城市基础设施、生活资料供应、城市生态维护等各项系统性工程建设,更重要的是创造就业机会。如果没有适合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增长的城镇化,将会大量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加剧社会的不稳定。

2013年2月2日,乌有之乡举行了城镇化建设研讨会。胡木英、张勤德、张宏良、苏铁山、高梁、刘海波、顾秀林、金微等发言。其中,张文茂提出,资本主导的城镇化毁灭中国的未来。由于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趋势,泛左翼不能泛泛地反对城镇化,要反对的是资本主导的城镇化。

食草动物网友有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合作社做了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历史做了粗线条的梳理,把作为农业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的土地,放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探讨,提出:土地红线名义上守住,实际可能守不住,土地复垦效果有待考证。

历史命题:1840年的中国,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压力和强烈影响下,怎样提取分散的小农的剩余劳动,来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现代转型?

现实命题:2008年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建国后两轮工业化的中国,今天如何转移过剩的农村劳动力?

经过初步的讨论,我们对问题做了细分:

农业升级工业,农业的现代化问题

农业生产组织问题,包括农业组织的干部问题

农业生产关系问题,即土地制度问题,包括国营农场、私营农场,合作社。

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对象问题

农村的新形态,由分散居住到相对聚居的新农村;

农村的新功能,从纯粹的生产生活到旅游、观光、体验、休闲的新农村。

4、综合问题或系统问题

三农问题和城镇化问题的理论工具。

主要是三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的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土派的。

政府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国家目标问题。这个问题,有的人提出:外向转内需,国内房地产;有的人提出:资本扩张的需要。

国民党时代、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三农问题;

其中有人提出:东西部农业的差异使得毛泽东时代的三农问题不可持续。

三农问题或城镇化问题与泛左翼的关系

比较清醒的看法是: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用合作社,或用工业带动农业,完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与城市中的新工人或新兴无产阶级问题合并,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才可能同时治城乡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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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之城镇化现实分析篇:

予与取的担忧:人的城镇化与农用地的非农化

------基于成都市三农现状的实证分析

从古至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民生之本。而对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对象---农用地,其管理与改革方面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实质想达到的治政目标就是“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我之养毕足”。

时光流转,今年起中国共产党和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带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是释放农业生产力、调整城乡关系的重大决策。“农民工如何转变为市民”、“谁来种田”、“现代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既是城镇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前三农问题关注的核心。目前,在主流媒体上爆光率颇高的精英们,公开或隐晦地吹捧土地私有化,主张土地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口号下,用土地经营权的让渡吸引资本下乡,以图短期内变现农村产权资源,从而“解决”三农问题。也有专家持农户以承包地为股权的方式参与公司规模经营的观点,但农户的小股东权益如何保护语焉不详。凡此种种,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纷纭的私有化呼声中去伪存真?如何认识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与主导力量?

有鉴于城镇化方式事关“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对每一个生于兹、长于兹的中国人都有深远影响,不能不慎重地当起“自干五”独立思考以尽社会责任。而立足于社会实践,寻找一条能结合国家、民族与个人两方面利益的城镇化道路,既符合国情又切合人本身发展需要的三农政策,这是信仰共产主义者孜孜以求的理想。笔者认为在相同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下,任何城镇化个例都不会是孤例,所以不惮冒着“盲人摸象”的责难,陈述主要以成都为主的城镇化事实,以待擅于归纳者裁择。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进程

城镇化并非陌生。改革开放以来,分田到户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农业政策,“国际工厂”的工业化在上世纪90年代让大量农民开始离乡离土到异地打工。以非农就业人口来估算城镇化率,则2011年城镇化率已达60%①。随着城市的扩张、道路的兴建以及经济开发区和房地产的崛起,2003年左右成都市近郊农村部分农用地的用途开始显性改变。尽管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城市生活变得更便捷、更具品质。而社会资本下乡流转土地搞乡村旅游、批发市场和规模种植在2006年左右开始。以后城镇化的方式不断创新。2007年,成都市被正式批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部分区县就开始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还权赋能”的口号下推动农村产权的确权颁证工作,明确提出要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资本化。目前,确权颁证工作已全面完成,为“产权明晰、流转顺利”奠定了基础,也是“多予、少取、放活”的一个注脚。

在如何运用农村产权确权颁证的成果方面,成都在守住耕地红线的前提下提出实行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实现农用地在全成都市范围的用地性质的置换。在这个过程中,各类农村土地整理专业合作社纷纷成立,成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贷款主体。

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近郊拆迁农民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实现了利益均沾。地方政府因为开辟出新的耕地从而置换了用地指标,开发商有贷款支持当然有了新的建设项目,而近郊农民几乎是以100%的通过率赞成拆并宅基地、建设新的农房集中居住区,因为改善了居住环境、获得土地赔偿。根据对2个新建成不久的农村集中居住区的调查,居民满意度高达80%,有58%的居民拥有2套以上的住房,财产性收入明显增加,普遍认为“过去干农活好恼火哦”,现在终于“松活了”。

用这种土地增减挂钩方式推进城镇化,阻力不大、收效明显。即随着复耕土地的增加,其他区位优势明显的良田被置换成城市建设用地而圈占,变成比农业收益更大的房地产和商务圈。这种城镇化方式非成都个例,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推行。

当前值得关注的是,看似各方都满意的土地增减挂钩方案,在无切身利益的、保有良知的城乡居民看来,却存在隐患:即全国如果都这么干,那么耕地红线名义上守住,但实际上可能守不住。因为在已经硬化的宅基地上实现的土地复垦,数年内难以达到耕作粮食作物的土质要求。事实上所了解的复垦土地多用来种植特定对象的经济作物。对此,特别需要理论研究者和农业专家去科学地论证其中的风险。

此外,早期失地农民的分化和返贫状况也值得关注。有报道称失地农民返贫的原因是因为沉迷赌博或不当消费,但概括为返贫的普遍原因是不适当的。据对某镇早期建成的集中居住区的了解,土地赔偿款因为通胀、子女教育或就业、建房、疾病等多种原因消耗,集中居住区地理位置与环境不佳,空余的房子难以招租,只能靠外出打工维持基本生活,绝大多数失地农民仍处于贫困状况中。对于企业招工难的看法,这些失地农民显然另有解释:所谓每月3、4千元工资招不到人肯定是骗人的,只有极少数有技术的人挣得到,实际工资只有1-2千元,除去通信费和交通费,只够生活。笔者看到周围小贩们销售的低劣商品,也印证了此处居民普遍的收入水平低下。因此,有一种担忧产生了: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该转向哪里?城市中哪个产业能承载农民体面劳动与生活的梦想?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现状与利弊分析

受多种因素影响,小农剩余仅够简单再生产,农村空心化的现象受到社会关注。针对三农问题,十七届三中全会允许农村居民向个人或公司流转土地②,国内不少地方政府对土地流转都给予财政补贴,鼓励土地向业主集中,因此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化现象。

各类非农经营业主。受《成都市关于鼓励非农资金投资农业领域的若干意见》文的激励,社会资金下乡的积极性普遍提高。由于纯农业自然风险高、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而规模经营并不能有效证明可提高土地产出,财富效应不明显,因此,受土地利用比较收益的影响,这类经营主体很少投向纯农业,而是越来越集中地投入到休闲观光农业中。即追逐农业之末---游业。如,温江区万春镇种植花木达3.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0%以上,主要是外地企业主和种养大户流转土地规模种植。再如,双流县占地1600亩的“玫瑰园”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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